东京审判参与者高文彬回忆61年前审判内幕

61年前，在日本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，代表战胜国中国出庭的检察官向哲濬（1892－1987）以掷地有声的辩论，驳斥了日本战犯和美国辩护律师“日本没有向中国宣战，所以中日之间没有战争”的谬论。

61年后的今天，为了“前事不忘，后事之师”，由上海市欧美同学会和上海福寿园联合建造的《正义之剑—东京审判》纪念雕像昨日上午在青浦福寿园的“海星园”落成揭幕。

东京审判全程参与者、中国17人代表团中唯一健在者高文彬在雕像落成揭幕仪式上表示，电影《东京审判》中艺术加工的成分太多，片中的许多情节都与史实不符。

“电影拍摄没有采访我”

1946年5月，年仅26岁的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生高文彬以检察官翻译兼秘书的身份，加入东京审判中国代表团。而昨日出现在雕像揭幕仪式现场的他已87岁高龄。

“这场艰苦卓绝的东京审判一直持续了两年多时间，事先根本没有想到。”高老说，以前的庭审都是先假设被告有罪，然后由被告律师进行辩护；但东京审判却是先假定日本战犯无罪，由中方检察官举证对方有罪。

“审判时，土肥原、板垣两位日本战犯在法庭上一句话不说，美国律师则狡辩说日本人是奉上级命令执行任务，个人无罪，让中方很伤脑筋，最后，中国代表团中两位懂日文的大法官花了一个星期时间，打开日本军部秘密档案，才查找出有力的证据。”高老说。

作为东京审判唯一健在的“活见证”，高文彬说，自己曾看过《东京审判》这部电影，但感觉有些失望。

“因为片中的许多情节都与史实不符。”高老认为，电影《东京审判》中艺术加工的成分太多，拍摄者也从来没有采访过自己，“类似这样的题材在创作时一定要严肃、慎重。”

虹口区档案馆将出书

东京审判已过去了61年，为什么到现在也没有一本当事人的回忆录出版？谈起此事，高老感慨万千。据高文彬介绍，东京审判结束后，自己被分到上海军管委外事处工作。1979年，已59岁的他成为上海海运学院教授，主讲国际海洋法和国际私法。

“我曾经有过写回忆录的打算，但后来因为出现中风，医生关照我再也不能多用脑子，否则很容易复发。”高文彬告诉早报记者，当年参加东京审判时，自己曾呕心沥血，将每天的庭审记录整理存档，两年多时间的庭审资料整整装了两大箱。

因为回国时飞机装不下，高文彬和向哲濬特意从横滨坐船将箱子运回国，并将一式两份的资料分别送交到东吴大学法学院等，可惜今日已不知下落。

幸运的是，在上海市欧美同学会的资助下，向哲濬的儿子向隆万不久前从美国国会图书馆、美国国家档案馆以及向哲濬的母校耶鲁大学、乔治华盛顿大学，搜集到了一批关于东京审判的珍贵史料。而虹口区档案馆也于近日编辑出版了汇集当年各大媒体报道的《东京审判》一书。